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组成部份

　　道教创于东汉，在早期科仪中道教音乐的资料，现在能见到的不多。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 (公元415年)寇谦之所得的“云中音诵”，即“华夏颂”、“步虚声”，是道教音乐较早的书面记载。

　　唐代道教因受帝王之崇拜，盛行一时。高宗令乐工制作道调;武后重视道教，曾一度把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;玄宗不但令道士、大臣进献道曲，还亲自研究道教音乐，纠正当时道士演唱的一些讹错。《册府元龟》卷五十四云：天宝十载 (公元751年)四月，玄宗“于内道场亲教诸道士步虚声韵”。唐代道教音乐一方面受到宫廷的影响，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民间音乐、西域音乐的养分，例如把《无愁》改为《长欢》，《老寿》改为《天宝长寿》，《苏罗密》改为《升朝阳》，《龟兹佛曲》改为《金华洞真》等等。道教音乐在唐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。

　　唐末五代时期，道教音乐继续吸收民间音乐，张若海在《玄坛刊误论》十七中说：五代修斋用乐，继续 “广陈杂乐，巴歌渝午，悉参其间”。直至北宋时，则出现了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道教音乐的谱集——《玉音法事》，其中记录了从唐代传至宋代的道曲共50首，是一份极其重要的道教音乐的文献。南来时代，道教音乐在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流行，并为更多人了解和喜欢，《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》卷五十七说：“时俗……工习声音以为悦”，这也就是说，当时道教的斋醮，对声乐、器乐的运用已经比较讲究(工习)质量，而且这种讲究已在道士和群众中成为一种风气(时俗)。对演唱、演奏的质量提出工习——专业化的要求，正是道教音乐在唐代以后继续发展提高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明代道教经过部门科仪的编定，道教音乐不但有新的发展，而且更加规范，可以说已进入 “定型”阶段。明成祖时，又出了一本道教音乐的谱集——《大明御制玄教乐章》，该书用我国传统的工尺记谱法，记录了道曲14首。我们从这本谱集以及《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》、《圣母孔雀明王经》等经书中可以看到，明代道教音乐极其丰富，既有承袭唐、宋、元之旧乐，又有吸收南北曲音调的新制道曲，还有直接采用民间小调和音乐，如“清江引”、“变地花”、“采茶歌”等等。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在其著作《阅世编》卷九中，例举童年所听的道教音乐与老年时所看到听到道教音乐中的差别，对道教音乐发展变化之快很不理解，他惊叹晚年所听的道教音乐“引商刻羽，合乐笙歌，竟同优戏”。可见，明代的道教音乐已经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。

　　明末以来，道教逐步衰落，但是民间的道教活动，仍然很流行。甚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未，道教斋醮仪式在江南及南方各省的农村中，仍然十分盛行，这就使明代的道教音乐传统基本上保存至近代。

　　通过上面这一简单的历史回顾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道教音乐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发展历史，它包含有独唱、吟唱、齐唱、鼓乐、吹打乐和器乐合奏等多种音乐形式，在斋醮法事中，这些形式不断更换，灵活地组合，恰如其份地表现出召神遣将，声势磅礴的场面;镇压邪魔、剑拔弩张的威风;盼望风调雨顺、求福祈愿的心情，清静无为、仙界縹缈的意境。为道教的斋醮增添了庄严而强烈的气氛，给人以 “耳听仙乐”之深刻印象。道教音乐漫长的发展历史以及它的艺术成就，说明了它理应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精华的组成部分之一。

　　此外，道教音乐同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从三百二十卷的《灵宝领教济度金书》中，人们可以发现，有关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水灾、虫灾、雷击、瘟疫、伤病、生亡、延寿等等都列入了道教斋醮的内容。对于这些斋醮科仪的产生及评价，是宗教学的任务，而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：斋醮仪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信仰宗教的人们的需要，因此，斋醮所用的道教音乐，也是服务于这个需要。任何一种音乐，离开人民和社会的需要，它不可能产生和发展，也不可能保存下来。道教音乐能历经千余年由道士代代相传下来，这不能不说是社会需要，而且主要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农民需要的结果。

　　请看《上海市自治志》这本地方志，其中一张通告讲到光绪末年， “沪上夏秋之交，居民惑于禳解之说，往往设坛建醮，举国若狂，靡费不貲”(138页)。北京民族音乐研究所编印的《宗教音乐》的“道教音乐”一章中也说到：“衡山的道教音乐比较出名，所以不但在本地较多被请去做法事的机会，而且也常被请到广州去做法事”。李民雄先生的《浙江民间吹打音乐研究》一书，在列举了浙江地区农村中斋醮盛行的情况之后还指出：“在旧社会里，广大活村中的文化生活是非常贫乏，因此，道场几乎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”。我以为这里所述的“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”，决不意味着中国农民偏信道教，应该说，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较淡薄，而且不专一。所谓的“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”，一方面无非是指斋醮同生产、生活有关。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，农民为了生产丰收、生活平安，除了寻求“神仙”保佑，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?另一方面，道教音乐作为一种有历史传统的并有一定艺术水平的音乐，对于宗教观念并不十分强烈的农民来说，除了寄托信仰的要求外，也许更多的是把它们当作具有一定欣赏价值的道士们的“演出”。民间的口头禅称为“看道场”，在农民心目中，这个“看”和看戏、看龙灯的“看”，并无差別。我以为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，也许只有这种具有历史传统而且比较丰富的音乐，是供社会最低层的阶级——农民作为欣赏者来欣赏的。这是其它任何一种有历史传统的专业音乐都未办到的事，它们也都没有象道教音乐那样拥有这么多的“观众”。道教音乐正是凭籍着民众的信仰需要和艺术欣赏的需要，因而能持续发展直至今天。在道教始有音诵以来的一千多年来，音乐史上兴兴衰衰，“乐府”、“教坊”、“太常寺”拥有许多乐官、乐工、教员，但是，其中又有多少音乐资料和音响传至今日呢?大量传下来的只是一些文字性的记载，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。和这些音乐的结局相比较，道教音乐可算得是一个“幸存者”了。当然，道教音乐在历史上也有不少的失散，但是依靠民众和社会的需要，依靠着道教的宫观、道士组织上的相对稳定，使道教音乐能以代代传承的形式，使它有可能把大量的古代音乐和古代民间音乐保留到今天，成为“得天独厚”的古代音乐的宝库之一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组成部分。